北宋的灭亡给我们什么教训

北宋灭亡是哪一年？

北宋灭亡是1127年。

1127年3月20日，金朝皇帝金太宗下诏废掉在靖康之变中俘获的宋朝皇帝宋钦宗和太上皇宋徽宗，北宋灭亡。靖康之耻导致了北宋的灭亡，深深刺痛汉人的内心，南宋大将岳飞在《满江红》中提到：“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事件经过：

1126年（靖康元年）正月，完颜宗望率金兵东路军进至开封府城下，包围北宋首都，因京城守御使李纲抵抗得力而未能破城。宗望胁逼宋议和后撤军，即宣和和议，金人要求500万两黄金及5,000万两银币，宋钦宗以康王赵构、太宰张邦昌为人质，并割让中山、河间（今属河北）、太原三镇。

同年秋八月，金军又两路攻宋，西路军破太原，此前钦宗早已将李纲罢相；闰十一月，金两路军会师兵临汴京，围城一个月后，城破。1127年春，金军俘宋徽、钦二帝及大批宋太宗一系的皇族北去，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应天府称帝，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

宋朝是怎么灭亡的？

宋朝灭亡的原因：

1.为防兵变，“重文轻武”。因出风头，“精兵简政”。

“陈桥兵变”夺权之后的宋太祖赵匡胤当即“杯酒释兵权”开始实施“重文轻武”国策。架空了武将的势力范围，转而宣扬文臣治国、忠君，也即达到了前所未有空前高涨的地步。这一朝代贯通始末的治国之道也就是“排除异己”，完全与之前历朝历代推行的“求同存异”思想背道而驰。因而，宋朝少有赫赫有名的武将。

2.变法失败，贪污成风。政见不和，冤狱似海。

北宋宋神宗时期，丞相王安石主张“保甲法”、“青苗法”等一系列变革措施因触及地方官僚切身利益而受到歪曲。同时，王安石对以苏轼为首、反对他变法的高官除了被随意处置并谪贬以外，且广为实行放逐和压制。王安石两次变法均失利后，全国税赋加重，地方官吏横行，百姓负担加剧，致使国力日渐衰退。

3.奸倿当道，民不聊生。妖魔缠身，君当朝政。

宋朝时期潘仁美、童贯、蔡京、高俅、张邦昌、秦桧、贾似道等卖国求荣的大奸臣相继当道，精忠报国的众将帅受到猜忌和排斥。南宋宋高宗时期，宗泽、李纲、岳家将、韩世忠等等一干坚决抗金的将领均遭到排挤、迫害。

4.内忧外患，南北分裂。头重脚轻，上下失调。

南宋宋高宗赵构在位期间因宰相秦桧一贯附和金国而提出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原则致使南宋南北分裂，军事实力大打折扣。“金灭辽”后，黄河以北的地区及中原沦为金国管辖的地盘。

5.文化科技，难以安邦。愚民政策,无法定国。

宋朝长期实行“愚民政策”，致使虽然宋代已拥有“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明，科技文化发达却未广泛应用于军事，反被周边愚昧、野蛮的国家所征服。

6.四国大战，“三足鼎立”。一箭双雕，两脚踏空。

战败后连年向辽、西夏、金称臣纳贡白银、粮、布、绢等若干，致使原本富足的经济得不到缓解日渐衰退。联合蒙古灭金国后，宋朝再无力组织强大的兵力抗衡蒙军入侵。蒙古灭金后乘机又获取了金国占领的长江以北地区，南宋却在灭金胜利后无所斩获。

7.将帅失和，用人不当。边关失守，知情不报。

宋末宰相贾似道对蒙军突袭襄阳的危险局势没作预估并有意隐瞒不报，私下派遣增援的嫡系主帅与原驻守襄阳的将领闹不和，防御安排不当，兵力布置不周，导致襄樊坚守抵抗六年后失守！襄阳失守从而又引起无险可守的南宋官兵全线崩溃，一发不可收拾。蒙古大军得手襄阳后又迅速扩大战果，在短短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就连续攻克了南宋都城临安及整个江南。

8.“敌强我弱”江郎才尽，“兵微将寡”黔驴技穷。

宋朝多为步兵，行动迟缓且缺少骑兵，完全无力抵挡蒙古可汗率领的清一色由蒙古、色目、金、辽四支力量联盟组成的“铁蹄大军”。

9.散兵游勇，独木难支。落花流水，群魔乱舞。

宋朝灭亡后几十年里，失去控制的残余南宋军队龟缩至四川各自为政。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于逐城坚守、争夺战中消耗巨大，终被元军分而灭之。

10.墙倾楫摧，“回天乏术”。人死名扬，流芳百世。

战败逃亡的南宋官兵如同“惊弓之鸟”，难以找到栖身立足之地。功败垂成之际，启用文天祥这类一心救国的丞相力挽狂澜时也早已无力回天。直到退至崖山站足未稳即遭到蒙古大军追杀，宋皇帝及文官十万有余投海自杀。

扩展资料：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 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宋真宗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1234年联蒙灭金，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  。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

宋朝立国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外患，是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

参考资料：

宋朝（中国历史朝代）-百度百科

北宋怎么灭亡的？

北宋是如何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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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怎么灭亡的，这是一切发生的起点。北宋虽然也时刻面临着来自北方辽国的威胁，但是还不至于对帝国的统治造成根本打击。公元1125年，金国灭掉了辽国，开始了征服大宋的战争。他们一路南下，终于在1127年把大宋的两位皇帝，徽宗和钦宗，跟一大批皇室成员劫掠到北方。

这个事件就是有名的“靖康之耻”，北宋王朝从此灭亡。在这场巨变中，宋钦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幸运地逃了出来，他在南京登基称帝，继承了大宋政权，开启了南宋王朝。

你看，南宋王朝一开始就是在屈辱中诞生的。建立之后，军事上也节节败退。高宗刚刚建立的小朝廷在战火中四处逃亡，最危险的时候，甚至只能逃到海上避难。南宋朝廷建立不久，高宗皇帝就不顾身边大臣的反对，开始一次次派遣使臣向金国求和，把父母的奇耻大辱完全抛到脑后了。

在1129年的求和文书中，他甚至非常谦卑地写到：目前的状况是，我们想要防御，却缺乏人力，想要逃跑，却又无处可藏，所以，只能乞求达成和解。高宗这样说，可以说是完全不顾廉耻了。

在这场巨变面前，一些士大夫也表现得非常卑劣可耻。这些人原本标榜忠诚和节操，结果在金兵逼近北宋都城开封的时候，他们居然主动投降，甚至逼皇帝出城，让皇帝成了俘虏。

皇帝昏庸懦弱，同僚毫无节操，这都让那些希望重振国家的士大夫受到了巨大冲击，他们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国家的强大不能只靠军事力量，拯救社会的唯一的出路是道德重建。所以，那些有责任感的士大夫，就开始认同北宋时道德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反对改革和变法。他们认为，北宋灭亡的原因正是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制度变革。

宋神宗时，王安石在皇帝的支持下开始变法，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增强国家力量，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就激烈地反对他。神宗去世以后，哲宗即位，司马光重新执政，废除了新法。因为哲宗的第一个年号是元祐，保守派就被称为元祐党人。

我们可以说，在那之后宋代的历史，几乎就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也就是元祐党人，轮流主政的历史。

1093年至1125年，北宋覆灭前夕，元祐党人失势，改革派重新执掌朝政。只不过，这个时候的改革派，已经彻底失去了王安石变法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制度改革毫不用心，道德上也无所顾忌，只关心党派斗争，关心怎么打压对手。

特别是徽宗时期，蔡京专权，他借机极力打击保守派力量，把元祐、元符时期反对变法的司马光、苏轼等一共309人都定为奸党，甚至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碑上昭告天下，想让元祐党人永远不能洗脱罪名，他们的子孙也永远不能在京城做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党籍碑”。

所以，南宋的士大夫一致认为，是改革派执政最终断送了国家的命运。在南宋初期的朝堂上，那些原本支持变法的官员一个个都噤若寒蝉，不敢出声，而保守派大多侃侃而谈，批评变法。他们先是批评蔡京，后来，高宗皇帝直接越过蔡京，把矛头指向王安石，说大家只知道蔡京的罪行，实不知国家的危机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已经开启了。

有保守派官员甚至说，王安石的学术不灭，国家就永远不会复兴。朝廷首先把王安石的牌位从神宗的宗庙里请了出去，这就意味着不再承认他曾经享有的地位。接着又撤销了曾经封给他的爵位，并且把任命状从历史记录中删除，好像这件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从此以后，所有士大夫都对“变法改革”这个词避之唯恐不及，任何涉及改革的建议都成了离经叛道的言论。虽然南宋周围有很多强敌，急需做出一些积极有为的改变，但是，改革的大门还是彻底关闭了。保守主义者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真诚地认为，制度上的变革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国家最需要的还是道德重建。

这符合传统儒家的看法，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得有道德的时候，国家自然就会强盛起来。为了重建道德，保守派士大夫想到的道路就是重新回到北宋的道学传统，回到人的内心去建立有道德的人格。

士大夫把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结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王安石变法为代表的改革，所以南宋初期就开始不断试图清除掉王安石变法的影响，所有人都不敢再提出改革的建议，改革的大门彻底关闭了；另一个原因是道德堕落，所以士大夫开始强调道德建设对于国家复兴的意义，开启了重回道学的大门。一道门关上，另一道门开启，这就是转向的开始。